杨妞花说自己为父母能成为战士 正义终得伸张

10月25日上午9时30分,“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”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宣判,法院再次认定余华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,社会危害性极大,依法判决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,判处死刑。余华英当庭上诉。

杨妞花说自己为父母能成为战士

再次听到余华英被判死刑,杨妞花依然无法自抑地落泪。她看到余华英垂头丧气、双手发抖,整个过程没有抬头,能感觉到她非常害怕。

杨妞花说自己为父母能成为战士 正义终得伸张

10月的贵阳,日头灼热,晴空万里,杨妞花相信,她未来的人生道路,也将穿过厚重乌云,迎来开阔和明亮。

杨妞花说自己为父母能成为战士 正义终得伸张

审宣判的前一天,杨妞花接受了采访。如今34岁的她,成熟自信,落落大方。在很多人看来,杨妞花的人生可谓“传奇”:经历被拐、寻亲成功、父母双亡后,她亲手将拐卖她的人贩子送上了法庭。但她自己说:“我就是一个平凡的、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人。”

1995年,5岁的杨妞花被熟悉的邻居余华英以“买织毛衣的签子”哄骗出门,年幼的她并不知道,这次挥手背后,会是彻底被改变的人生。坐上汽车,转乘火车,杨妞花离家越来越远。到了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姚寨乡姚寨村后,余华英以2500元的价格将杨妞花卖给了王姓老太太,王老太太有一个聋哑儿子姓李,于是杨妞花成了“李素燕”。

那是1996年1月27日。此后,李素燕上学、辍学、打工、结婚、生儿育女。因为人母,真实体会到父母孩子间的羁绊,她心中的疑团也越来越显现:1995年的冬天到底发生了什么?自己是被卖掉,还是被拐卖?而一直记在心底的名字——杨妞花,她的家又在哪里?

杨妞花曾说,自己一直想找回从前的名字。于是,在丈夫的支持下,她踏上了寻找“真相”的漫长道路。2012年,杨妞花在公安局采血入库,结果并不理想。2021年3月,她开始在互联网上寻亲,很快与亲姐姐杨桑英相认。但她一直热烈期盼的一家团圆并没有发生,父亲杨新民因酗酒致胃出血去世于她被拐后的第二年,母亲熊棉衣则紧跟丈夫脚步,郁郁而终,姐姐在不到12岁的年纪成了孤儿。

她说,因为自己做了母亲,又知道了家里的变故,“父母为孩子会变成战士,作为孩子,我也能为了父母成为战士。”而在看到父母冷冰冰的坟头后,她说,一定要抓到人贩子,给父母“报仇”。从寻亲路转途踏上“复仇”路,似乎更为艰难,但杨妞花走过来了。

实际上,杨妞花与余华英之间的较量,从她5岁那年就开始了。在被换上新名字“李素燕”后,“杨妞花”这个名字被深深藏在她心底的一个角落,甚至在“李素燕”的人生里,杨妞花家附近的小木桥、火车道、小卖部,父亲的名字,“外婆”的方言叫法,以及与父母姐姐的对话片段,都被反复记忆和珍藏。

其中,余华英的样貌,更是被杨妞花记了几十年。在余华英被抓前,杨妞花曾被警方叫去指认,在众多照片里,她一下就认出了她。据杨妞花自述,2021年5月,她在河北报案,直到11月才有了消息,邯郸警方让她去事发地贵阳报警。杨妞花便再次出发贵阳。

为了能让案件更顺利地推进,她把自己住的酒店选在派出所附近,告诉他们自己可以配合一切调查,而立案时需要什么样的材料证据,她会第一时间去查询收集,尽可能配合取证和提供证据。2021年到2022年期间,杨妞花曾多次游说当年拐卖她的中间人王某付作证,最终成功让王某付站出来。

皇天不负有心人,2022年6月,贵阳警方立案,立案不到一个月,余华英归案。经审讯,余华英在1993年到1996年期间,从四川、贵州、重庆等地共计拐卖11名儿童。案件被快速推进,2023年7月,案件在贵阳中院一审开庭;2023年9月,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;2024年1月,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,因原判遗漏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、部分事实不清楚,该案发回重审。

2024年10月11日,该案在贵阳中院重审一审开庭,其被控拐卖儿童人数从此前的11人增至17人。两周后的10月25日,重审一审宣判,余华英被判处死刑。杨妞花坦诚,开庭前,她并没有自己认为的理性淡定,连日的失眠多梦让她和姐姐杨桑英焦虑不安。姐妹俩会想是不是会改判无期,要是她上诉怎么办,不上诉怎么办,甚至早逝的父母也会入梦。

10月25日,杨妞花在法院外接受媒体记者采访。与每次涉及拐卖案件的庭审法院外一样,全国各地寻亲的母亲父亲子女,都相互簇拥着蹲守在贵阳中院的大门口,等待尽可能多的曝光。地面、围墙整齐摆放和悬挂着红底白字的“寻人启事”牌子,有人甚至一直高举在胸前头顶,就为了争取哪怕一次镜头的关注。而不时响起的“妞妞!加油”呐喊声,是他们对杨妞花愿意站出来的感谢。

多年过去,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文广依然记得刚认识杨妞花的时候,她叫“李素燕”,还未寻亲成功,拐卖案远未开始,看着就是一个非常柔弱的小女生。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,因为杨妞花的坚持,“人贩子”余华英归案,一审判处死刑,甚至因为杨妞花的坚持,发现了余华英先后拐卖17名儿童,这个数字远超当时杨妞花和王文广的预估。

其实,在公开自己前,杨妞花也踌躇过。她形容自己,当时通过儿时相片几乎已经站到贵州“家门口”了,但没有勇气站到镜头前,“但我想回家,所以我录制了一条视频发在网上,然后我找到家了。”正如杨妞花说的,她希望通过她的经历,告诉那些还不敢站出来的孩子,找到家并不会影响现在的生活,只会收获更多家人来爱自己。

浙江伦和律师事务所王逸芸律师表示,若被拐儿童能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线索,会使案件侦破取得重大推进。被拐儿童指认是确认被拐儿童身份的最直接和有效手段之一,通过指认,可以迅速将儿童与已知的信息相匹配,加快查找和解救工作的进程。指认不仅可以帮助确认儿童的身份,还可以为警方提供重要的线索,帮助他们追踪犯罪嫌疑人和犯罪网络,从而更有效地打击拐卖犯罪。

此次“余华英拐卖儿童案”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,增加了社会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关注,促使有关部门和法律机构重新审视与拐卖儿童相关的法律和政策,推动了对相关法律的修订和完善。

如今,家人朋友有喊她“妞妞”,也会偶尔喊她“素燕”。因为想和姐姐一样身份证上能是父亲的姓氏,她拿着此前收到的一审判决书,将“李素燕”改回了“杨妞花”。但她坦然接受“李素燕”的人生,“我幸福的生活是从婚后开始的,那个时候我就是李素燕,所以无论是李素燕还是杨妞花,她都是我。”